預算管理部已撥款8200萬披索用於防止疫情擴散及給予受災豬農補助，內閣也組成了非洲豬瘟專案小組來加強防疫。

所謂認知行為療法，即認為人們的心理痛苦是源於非理性認知，而「所有人都在遠去」則是一種典型的非理性認知，它過度地判斷了現實情境。她說，感覺所有人都在離自己遠去。

可是，我立刻意識到，現在去挑戰朋友的認知，可能不會有什麼作用。Photo Credit: Depositphotos大腦習慣遇到問題就解決，但情緒感受可不是這麼運作的思維的特點就是如此，它會不斷尋找問題並解決問題。──曾旻，《情緒重建：運用九種認知技巧，重新和情緒做好朋友》情緒本該如此，只是我們不願接受有不少朋友在得知我從事心理諮商的工作之後，向我尋求建議。有一次，我陪女朋友逛商場，她問我：「這件衣服好看嗎？」我只花了不到十分之一秒就回應了她：「一般吧。幾乎很少有媽媽會對孩子說：「摔疼了吧？哭吧，哭吧。

剛開始，她只是向我講述自己生活中遇到的不順情況，比如工作遇到了瓶頸，瑣碎重複的日子漸漸消磨著她對生活的熱情。當認知的因素過早進入情緒產生的過程中，人們會反芻事件帶給自己的傷害，那些疼痛的感覺就慢慢演化成錯綜複雜的悲傷故事，並且循環反覆。像這樣的狀況其實很常見。

生物政治學者研究的目的，就是運用這些問卷的答案來衡量怎樣是保守派或自由派。這份調查問卷詢問的是民眾對於兩大黨政策平台上各種議題的看法，諸如：學校是否舉行禱告儀式、色情問題、女性平等、廢死議題、非法移民、愛國主義和自由貿易等等各種問題。答案似乎是──因為我們到底是在哪個星球上，一開始就無法達成共識嘛。如果我們的政治信念跟生理構成關係緊密，難道是說美國民眾一出生就註定是個民主黨或共和黨嗎？當然不是這樣。

與此相反的自由派，因為比較少注意危險的問題，也就不會有那麼多的限制，擁有更多自由去追求比較不那麼傳統的路徑和思想。保守派當然是傾向於支持學校舉行祈禱儀式、支持死刑和愛國主義，對於色情問題、女性平等、非法移民和自由貿易都會採取比較嚴厲的態度。

事實上，有些美國民眾以為自己在象徵層面上是保守派，但操作層面的政策偏好其實是自由派，也有人剛好顛倒這種團體身分造成的後果，可能很輕微，也可能是場大災難。這兩者一旦合為一體，擁有特定世界觀的民眾就會融入已然建立、長久存在的社會群體──也就是政黨──而這種社會認同會進一步形成「我們」對「他們」，黨同伐異的心態。但是根據狀況不同，其中某個身分可能會顯得特別重要，更有意義。

但一週後，這兩個自稱為響尾蛇和老鷹的小隊，開始在一系列比賽中激烈競爭。3研究團隊帶領男孩到奧克拉荷馬州的強盜洞（Robbers Cave）州立公園，進行一些活動以凝聚團隊精神，鼓勵男孩關心自己的團隊。比方說，實驗中的男孩可以把自己視為響尾蛇隊、奧克拉荷馬人或單純就是個男孩。因為在這場戰爭之前，這些族群其實都和平相處好幾個世代啦，甚至彼此都說同一種語言。

這些比賽和獎品都是為了激發男孩對於團隊的使命感。於是團隊競賽時，男孩全都卯足了勁，賭上自身尊嚴。

後來大家逐漸了解到，塞爾維亞人、克羅埃西亞人和回教徒之間的戰爭，其實是源於「遠古」以來的部落衝突，但這實際上是完全不現實的。實驗團隊記錄下男孩之間相互迅速升高的敵意，以及企盼贏得比賽的渴望。

但強盜洞實驗證實，團體身分對成員非常重要，甚至導致團體外的人遭到貶低、妖魔化。讓世界觀造成兩極化的，是我們會去認同某些東西，比方說我們就會走來走去大聲嚷嚷自己是共和黨或民主黨。這一點在一九五○年代的著名實驗獲得確證，由社會心理學家穆札佛．謝里夫（Muzafer Sherif）團隊設計主持。由於世界觀的分歧對立影響到我們的政治選擇和其他更多的個人偏好，它也因此增強我們在政治上的情緒反應， 使我們不但不能理解政黨對手，甚至是彼此憎恨。例如一九九二年到一九九五年的波士尼亞戰爭，就是群體認同造成嚴重破壞的典型例子，在僅有的四百萬人口中，造成十餘萬人死亡。建立在固定或流動世界觀原始情緒上的結合，必定充滿激情。

但鄰國塞爾維亞的領袖米洛塞維奇（Slobodan Miloševi）為了擴張地盤，兼併波士尼亞的領士，蓄意鼓動民族仇恨，號召波士尼亞的塞爾維亞人跟隨，從而創造出一個主導的族群身分，從此他們只認同自己是塞爾維亞人。他們招募二十幾個互不相識的男孩參加「夏令營」活動，隨機分成兩組。

當然，這裡頭有些行為是十二歲男童在夏令營中都會出現的事。結果，它影響的是各種偏好。

在南斯拉夫解體後，波士尼亞的居民還是有幾個族群身分可以選擇，雖然「南斯拉夫」已不在其列。這個實驗顯示我們很容易把自己標示成團體身分，並且會極為強烈地捍衛這個身分。

數十年來社會心理學的研究指出，團體身分認同對我們很重要。而前南斯拉夫領導人當然都希望那些住在波士尼亞的人，不管他們的種族身分為何，都要認定自己是南斯拉夫人。會讓政黨趨於兩極化的，是我們強烈感受到某種特殊的認同感。正是世界觀與政黨傾向的結合，創造出了兩極化。

在現實世界中，我們都會同時擁有很多個團體身分。我們人類是隨時都在進行「敵我對抗」的遊戲，就算這個「我們」和「他們」其實只是隨機組成。

這些強烈負面情緒又會帶來一大堆後果，其中有許多讓人非常擔心。他們很快就學會「慶祝自己的勝利，如果失敗了就找藉口」。

他們透過一起搭建帳篷、準備飯菜和參與其他團隊凝聚項目，創造出團體身分。文：馬克．海瑟林頓（Marc Hetherington）、強納森．偉勒（Jonathan Weiler）響尾蛇與老鷹要是固定派和流動派的分裂只是造成我們對咖啡、啤酒、汽車和理想社區的偏好不同，那倒也還好。

當我們自己認定是某個群體的成員，這個身分就會變成我們感知的核心，影響層面逐漸擴大到一些最無關緊要的事情。這不像對於稅收或政府支出的爭議歧見，只會讓人更加冷靜不下來，所以造成強烈混亂的結果也就不意外。謝里夫的實驗這就讓男孩覺得蛇隊或鷹隊的身分特別重要，而這個因素造成他們猛烈攻擊對手。而遭到塞爾維亞人攻擊的回教徒和克羅埃西亞人，也不再認為自己是波士尼亞人，開始把塞爾維亞人當成敵人（彼此仇視）。

因此在那段期間，住在波士尼亞的人會有好幾個族群身分可供選擇：南斯拉夫人、波士尼亞人、塞爾維亞人，這是就塞爾維亞人而言略舉數例。但政黨本身也不會造成兩極化，美國一直都有不同的政黨， 也沒一直出現兩極化嘛。

獲勝的團體和每個成員都獲得獎牌和獎品，每一天的競賽結果也公告周知。我們兩個作者之一曾在二○○四年前往波士尼亞擔任選舉觀察員，驚訝地發現當地居民常常分不清誰是塞爾維亞人、克羅埃西亞人或回教徒。

世界觀並不是我們認同的對象，沒人會走來走去大聲嚷嚷說自己是固定派或流動派。沒過多久，響尾蛇和老鷹小隊的競爭逐漸惡化，男孩們相互辱罵「噁爛廢物」和「骯髒混蛋」等等，甚至潛入對方生活區肆意破壞，輔導員也被迫不得不干預他們的打架。